长江配资中国人“25万移民日本”的时代，结束了

靴子飞了2个多月，终于落地。

10月10日，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正式公布“经营管理”签证最新规定，将申请时的资本条件提高到3000万日元（约合人民币140万）。新规自10月16日起已正式生效。至此，施行已有10年的经营管理签将迎来剧变，“500万日元移民日本”（约合人民币不到25万）的时代划下句点。

从8月份日本第一次明确释放“门槛提高”信号开始，至少2万个华人家庭面临冲击。作为经营管理签证市场热度的风向标，多名日本行政书士表示，客户的心态两极分化极为明显——追赶政策的人，和暂停、观望的人几乎一样多。

已经怀孕4个月的艾婉在走与不走的反复纠结中，最终决定放弃已经铺垫了1年半的日本事业，毅然回国；在国内建筑行业耕耘十余年的赵岳山决定提前登陆日本，争取赶在新政下来前“上船”；魏巍和妻子本来准备在日本开个咖啡店当小老板，新政落地的当晚，他放弃了这条路，开始考虑在日本就职，老老实实做个打工人。

近年来，日本成为中国人移民目的地的热门之选。截至2024年底，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中，超过五分之一是中国人。

几乎所有人都同意，这次新政对外国人——尤其是依靠经营管理签证移民日本的中国人——来说，是一记巨大打击。它不仅提高了门槛，甚至是“直接关上了大门”。这场政策地震对超过2万个华人家庭带来的影响仍在持续，人们也在关注：未来在日生活的华人是否会出现明显的“回流潮”？

“只要25万人民币，就能到日本开一家公司，全家定居，孩子享受国际一流教育，全家享受日本医疗福利……”——社交平台上，移民中介这样推介日本。

放眼全球，相比大多数发达国家动辄七位数起的移民门槛，这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移民路径。

再加上“拿到永驻不用坐移民监，不用缴纳任何费用依然享有同等权利”等进一步的宣传，日本这个中国人传统认知里的非移民国家，一时成了移民目的地的热门之选。

“我是看到社交平台上的推荐后，才知道日本居然也有‘移民’的途径。”尤琪在2021年左右开始考虑移民，她望遍全球，加拿大太冷，美国太难，西班牙太贵，新加坡太小，澳大利亚蜘蛛太大，新西兰太寂寞……最重要的是，白人饭太难吃。“看了一年多。经营管理签一进入视野，我就觉得，太合适了，就像天上掉馅饼。”

她花了将近一年时间仔细推敲可行性，在国内参加多个中介的分享会，计算注册公司、办理签证、海外生活的各种成本。虽然25万人民币远不足以涵盖“所有费用”，但账单算下来，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，仍便宜得令她心动。

赵岳山决定赴日则纯属机缘巧合。2024年，因为一场体育比赛，赵岳山第一次去日本，他发现日本和想象中不太一样。在某种微妙的秩序感中，他同时体会到，被语言不通的当地人亲自带路10分钟到车站的亲切感。

“我后来带着老婆又去了一次日本，遇到了一个以经营管理签证在日本定居的五十多岁大姐，我这才知道有这个签证。”赵岳山开始考虑举家赴日的可能性。他的孩子马上六年级，正在小升初阶段，学习氛围开始紧张和压抑。

在国内，孩子读的是本地最好的学校，学校和英国合作，采用英国小学积分制，攒够积分可以去英国交换。“我有朋友的小孩去了英国回来的，我觉得他们的状态都不咋地。”他坦言，去英国的话经济上也不太承受得起，“直接去欧美太难了，有签证问题，日本还有可能做个跳板。”

也有一些人，是抱着“重启人生”的希望赴日。对魏巍来说，重启的原因是被裁员了。

2019年前，他曾经多次到日本旅游。虽然很多个瞬间，他脑子里闪过“不然来定居吧”的想法，但上海的生活安逸舒适，他并不能真正提起精神来筹谋这么大的人生转折。直到被裁，他终于下定赴日的决心。为了节省成本，他选择先读语言学校，一边适应环境，一边考察经营可行性。“哪怕待两年发现不合适，成本也低。”

“经营管理签证”的雏形，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出现。

1994年左右，为了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和商务投资进入日本，日本推出“经营投资签证”，允许外国人在日本设立公司并从事经营活动。2015年，该签证改名为“经营管理签证”，延续至今。

2018年6月，日本政府推出《日本民宿新法》，开办民宿成为合法经营行为。社交平台上不断有中国人分享成功经验，把开民宿称为通向移民“最简单的玩法”——对于国内一线城市的申请人来说，卖一套房子，就足够在日本买下一套自住房、至少一套民宿，民宿让中介经营，自己不用费神，手上还能有充裕资金用于日常生活。

10年时间里，持有经营管理签证的人数翻了一倍多，从2015年年底的约18100人，增加到2024年底的41600人。其中超过一半持有者是中国人。

许多人拖家带口而来，这意味着，到2025年，以经营管理签证为手段，在日本定居的中国人，保守估计或已超过5万人。

新政落地前，艾婉和丈夫正在京都一家语言学校就读，公司已经注册，正在等待9月中旬正式递交经营管理签证申请材料。

艾婉一毕业就进入国内某一线大厂做IT工作，也在那里认识了丈夫。看到leader因为生孩子被公司边缘化后，她下决心辞职：“我想要自己的孩子，也不想为了孩子放弃我的职业追求。”

之后，艾婉去了深圳单干，后来在这里立足。异地恋谈了一段时间后，艾婉把丈夫挖到了深圳成为合伙人。

两个人的公司，自由度和可能性都是无限的。既然能在深圳做，为什么不能在日本做？

她开始考虑赴日生活，最终采取了用语言学校留学签，过渡到经营管理签的方式，这也是一条常见的迂回之路。

但生活比想象中辛苦。“自己要做很多事情，打扫卫生啦，做饭啦，以前我不用操心这个，什么都可以一键下单。”长时间耗在琐碎的日常事务里，让她焦虑，“我期待每天至少能花10个小时在工作上”。

语言能力也不是身在日语环境里就能轻易习得的。每周上五天课，上了一整年，艾婉仍觉得自己水平普通。日常去做个美甲睫毛，不涉及专业术语，还能略微和店员聊两句，但如果去医院，医生讲的话，至少一半她听不懂：“第一次问体温是否正常，答不上来。第二次我胜券在握做了准备，但这次他问我体温多少度，我又懵了。”

赴日“重启人生”的魏巍也面临着自己走出舒适圈的阵痛，在这个看起来礼貌有序却隐藏着“生人勿近”潜台词的国家，他觉得，自己对日本的大部分滤镜，“在落地的第一个月粉碎掉”了。

即便遇到了很多友善的日本人，魏巍仍经历了不少令他记忆犹新的糟糕瞬间。在餐厅拿着翻译器无法自如交流的时候，他觉得沮丧；看了一圈房但没有立刻定下来合适的，就被日本中介夫妻拉黑的时候，他觉得荒谬；在路上骑自行车的时候，他还曾遇到本地人用生疏的中文骂白痴……

定居和旅游是不同的，魏巍开始感受到物价的压力。去吃小夜市，一条烤鱼1000日元，一牙西瓜500日元。热闹是热闹，但还是贵了。

即便是经济实力相当硬核的戴家山，在日本度过的两年多，也并不轻松。

2023年1月的最后一天，戴家山落地大阪，这是他第一次到访日本，但他已经通过中介，在大阪豪掷700万，买下4套公寓作为民宿，并请中介代为运营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他希望能用十年时间移民日本。

不久后，戴家山发现，去掉各种佣金成本，每年民宿的收益所剩无几。旧协议签了5年，无法回头，他琢磨着再买个小旅馆自己经营，于是在2024年，他又买了栋房子，做成简易宿所（日本旅馆的另一种形态）。

但困难接踵而至：他不懂布草清洁，还为垃圾处理发愁。有一次，亲戚来日旅游，住在他的新旅馆。亲友走后，他将留下的可燃垃圾放在门口，以为会有人来收走。但几天过去了，垃圾还在。他查了规定才知道，开民宿产生的是商业垃圾，不能当作生活垃圾处理。

最后，他决定将一碗吃剩的泡面掏出来，晾干，再裹进好几层垃圾袋里，和其他可燃垃圾一起塞进双肩包，步行15分钟带回家，悄悄放进家楼下的垃圾房里。

和戴家山相比，小民宿主运营者王运生的困境更加具体。他在2024年5月开始申请经营管理签证，10月登陆。

他处理了一点国内的房产，凑够100多万，在大阪买了个一户建。“选择民宿是因为我本身在国内没有做生意的经验。”他做了十多年工程师，为了改变生活环境来到日本。

11月，民宿开张，生意还行，每个月的入住率能达到20多天。但是一个一户建的经营流水，不足以支撑经营管理签证的合理续签门槛，他又开始拓展替别人打扫民宿的业务、尝试从事摄影兼职等等。

王运生已经接近40岁，做好了熬十年拿永驻的心理准备，决心要努力在此扎根。他一有琐碎时间就拼命学日语，终于在今年7月通过了日语能力测验的N2级，还没开心太久，8月，新政的风声吹来，一次比一次凛冽。他一遍一遍地读新闻，读入管局的官网条文，读社交平台的每一个分析帖。每读一遍，他就感到更沮丧——他觉得这个新政，似乎是为他这样的企业主，量身打造的拦路虎。

根据10月10日发布的经营管理新规，日本拟对经营管理签证提出的新要求还包括：至少雇佣一名日籍或永驻等身份的常勤员工、对申请人或员工有日本语能力检测N2以上水平的语言要求，最后，还对申请人的学历和工作经验做出了具体要求——至少具有3年经营管理经验，或者具有相关专业硕士以上文凭。

相对3000万日元这个一目了然的注册资金成本，雇佣更让小企业主们头疼。

按照目前的盈利状况，王运生承担不起雇佣一名常勤员工的成本。“算下来一年400万日元都打不住，我现在一年都赚不到这么多。更别说这几类身份的员工，不是说我想请就请得到的。”

他掰着手指算来算去，感觉接下来，不是自己要不要继续呆在日本的问题，而是“达不到要求，我没法在这里呆下去”的问题。

和王运生一样，觉得自己被新政“筛出去”的人不是少数。

看到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讨论，8月份，还在京都语言学校就读的艾婉，对着“征求意见稿”一条条分析自己的条件，“3000万日元要弄过来就已经很难了，雇员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。”

撑着的那股气突然就泄了。“干脆放弃吧”，这个念头在她心里转啊转，却因为一个甜蜜的意外，无法下定决心：她怀孕了。

她面临要把孩子生在哪里的问题——目前的留学签证可以生孩子，但是不会豁免出勤率，按照日本绝大多数语言学校的最低出勤要求，艾婉一个月最多有1-2天旷课的余地，产检请假依然要计入缺勤课时。

如果选择回国的话，她必须尽快去三甲医院建档备生。

新规一出，她感觉迎来“审判时刻”。

“在低门槛的时候我是可以试一试的，我们在这儿确实也花了很多成本，大概50万元人民币，但是门槛高了我说服不了自己必须要留下。”

艾婉觉得，如果这一年她在国内，应该能做更多的事情，“语言学校也好，日常生活也好，都在耽误我搞钱”。在日本的这一年，她和丈夫的事业仍在继续，在付出更多辛苦的前提下，保持了和国内差不多的收入，代价是毫无余力尝试任何新的事情。奋力游了一年，她觉得自己缺氧了，亟须呼吸。

2025年上半年，有日本媒体实地探访发现，包括大阪市中央区在内的多座建筑内，许多挂着公司标识的办公室在正常上班时间并无人进行办公。这种情况在东京区也被发现——许多公司租赁小间办公室进行登记，但平时并未在此真实办公。

“说白了就是个挂靠地址而已，”尤琪在2023年第一次前往日本进行考察时，就已经被某中介推销过这种办公室，“他既做移民中介，也做项目推销，甚至还暗示工签挂靠。一条龙服务什么都有。”据她介绍，对方的办公楼里，有至少1-2层楼被拿来进行二次隔断，分别出租，最小的仅有5平米左右，根本达不到正常办公的水平。

新政的推出，影响的不仅是王运生和艾婉们。移民中介、行政书士、税理士等产业链上的从业人员们，也在过去的数月内，或多或少地经历着行业的洗牌。

乘着中国人借经营管理签证涌入日本的浪潮，华人行政书士王洋的业务，在过去几年里得以迅速发展，从最初的一人事务所，发展到拥有5名员工，总计服务客户约200人。今年年初，他租下第二间办公室，筹备上线电子办公系统，准备进一步扩展业务。

但从6月日本政府第一次吹风称“将提高注册资本金门槛”起，他的客户人数开始下降。一部分人开始观望，随着门槛的一步步细化和提高，越来越谨慎与踌躇，也有人选择了撤退。8月，王洋开始出现财务赤字，他开始着手辞退部分员工，并考虑退掉新租的办公室，控制成本，“努力过冬”。

也有冒险家逆流而上。宋立軍是大阪行政书士。据他统计，8月份，到事务所咨询经营管理签证的客户较之前几乎翻倍。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能下定决心，但“抢在关门之前上车”的市场情绪已经可见一斑。

“对不符合条件的客人，我们会建议对方通过别的签证途径实现赴日目的，”宋立軍认为，新政的目标非常明确，“就是筛选掉不符合日本期望的外国人。”

“最近几年，用经管签的方式进入日本的人数大增，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人。目前，不少经管签持有者确实是在真实经营，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只是为了拿签证，并没有好好经营公司。”宋立軍团队认为，在经管签新政实施之后，特别是等3年过渡期结束，可能会有大量达不到要求的虚假经营者被清除出局。“这是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，一方面，日本政府是在筛选持经营管理签证的外国人，另一方面，对我们来说，也是促使我们行业进行自我调整的一个契机。”

作为“门槛最低”的经营模式，以大阪为代表的日本民宿业近几年内迅猛发展。伴生而来的噪音、垃圾清理、房价上涨等各种现象，开始让日本本地居民，对外来经营者们越发不满。

根据戴家山目测，他认为用经营管理签证在日本生活的华人，实际经营的比例大约只有三分之一。“就算经营，很多也是小公司。像我这样买了很多民宿的都很少。”

周恬在国内时在国企工作，后来辞职到日本读书，考上修士，最后于东京创业做画廊。对于她来说，一切都非常顺利，新政对她个人的冲击很小，但对她母亲的冲击十分明显。

“我妈年纪大了，创业没有说服力，其实不符合经营管理签证的要求，所以先读语言学校，我最初打算后面把画廊的法人转给她，这样就合规了。她学校里也有一些想这样办的同学，老实说，很多都是把这个签证当跳板。”

新政后，周恬直接放弃了为母亲走这条路，“审核会变得很严格，大概率会失败的”。

日本律师森胁章1998年开始，作为外国律师在北京执业，对中日企业双边业务投资往来趋势十分熟悉。在他看来，经营管理签证的政策收紧虽然看起来速度较快，超出日本行政机构一般新规推进速度水平，但究其原因，是“非常明显的中国人来日本太多太多”。除了经营管理签证，在别的赴日签证持有者中，中国人的占比也明显越来越高。“各个领域的人才正不断汇聚到日本。”

怎么看出来越来越多？他举了个例子——有3年律师执业经验的中国律师，经日本法务省承认后，可以到日本律师协会注册，之后就能在日本开展日本法之外的法律事务，成为外国法事务辩护士。成为外国法事务辩护士后，可以申请日本专为“律师·会计业务”类专业资格人士设立的签证，此外，根据学历、收入等条件，还可以申请“高度人才签证”。后者具有较高的便利性，例如，可获得5年等较长期限的在留资格，并可在较短时间内（3年或1年）申请永住权。作为日本律师联盟外国律师管理委员会副主任，森胁章会过目几乎所有的协会注册申请材料：“现在持有中国律师资格的申请人增加得极快。这两年，在所有法域中，中国资格者的申请是最多的，这也反映出申请高等签证的中国人才类型日趋多样化。”

“我认为，本次新政的根本并非意在限制外国人赴日，而是希望通过制度优化，引导高质量的国际创业资源进入日本市场。”森胁章说，日本政府推动本次修正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创业门槛，确保制度仅适用于“真正具备经营能力”的外国创业者，防止空壳公司滥用，遏止“移住目的型”申请的泛滥。

对于这一波政策的大转向，也有日本专业人士认为，政府没有认真考虑相关经济规律。

“在旅游热门地区，总能看到特别多的外国人，日本人会觉得，外国人太多，日本不再是日本人的日本，”小谷先生曾在中国的大学留学，并在中国工作多年，他认为这样的看法其实混淆了游客和长期定居者，“经营管理签证的持有者，长期活动的地方并不是旅游区，也有自己的活动区域和规律，但很多人不在乎这些。”

十多年前，小谷先生曾参加过日本众议院选举。现在，他从事中日之间商务咨询方面等业务，100%的客户都是中国企业家。在他看来，日本老龄化问题是客观现实，缺乏劳动人口会是大问题。今年在外国人相关问题上的各项政策转向，也和今年的首相选举有关。“以前是很欢迎外国人来日本开公司的。”他认为，为了迎合选民心理，拉拢选票，“非常着急地进行了政策转向。”